玉谿生诗笺注,闲话李商隐的文集

永利游戏网站官网,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是晚唐富于艺术独创性的诗人,其诗典丽精工、朦胧多义。在清一代研究李商隐的著作中,有两本堪称具有标志性佳作。第一本是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初刊于清顺治十六年,是李商隐诗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笺注本。《四库全书》选用朱本,并予以很高评价,认为其注是以后各家注释的蓝本。朱本在序言中全面论述李商隐其人其诗的基本状况,对李商隐人品进行辩解,指出李诗的寓意深微,是运用知人论世方法研究李诗的典范,朱本澄清摧廓之功不小。第二本是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初刊于乾隆二十八年。此书“辨析入微,考订精细”,汇集众家笺注评论之长又有所创新,自问世起即“海内风行矣”。
冯浩,字养吾,号孟亭,清浙江桐乡人。乾隆十三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十五年担任国史馆纂修,参与撰写《续文献通考》,担当帝系、封建二门又协助撰成别门,副总裁十分欣赏,称赞说:“君所修无一句不合用者,安得人尽如君耶?”皇帝询问有关兵考之事,但他人所写十数册皆漫录征战、胜负,无一语叙及兵制。冯浩以五个月的时间写完兵制初稿,为总裁所推重,由此见其扎实的史学根基。冯曾巡抚湖南,典试江南,做过御史,后因病归家,以著述自娱,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著作有《孟亭居士诗稿》四卷,《文稿》五卷,《经进稿》一卷,并有笺注古诗文的集子《玉谿生诗笺注》三卷和《樊南文集详注》八卷。
冯浩幼年遵长辈教导“初学从玉谿入手,庶不染油滑粗厉之习”,
于商隐诗广有涉猎,但未能理解义山诗歌深意。后来年岁渐长,对诗歌亦渐有体悟,遂执笔写作。冯浩所著《玉谿生诗笺注》晚出,他在《笺注
发凡》中称亲见明清二朝笺注李商隐诗多达二十家,
在书中,他引用了前人的部分评笺,现今徐湛园未刊笺本,田兰芳、杨守智、袁彪诸家评本均未见,部分精彩见解赖冯本所引得窥其一斑。
一、《玉谿生诗笺注》三个版本基本情况
关于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的版本,叶葱奇认为:“冯浩的《玉谿生诗详注》有乾隆丁亥、庚子和嘉庆等刊本,差别甚大”。
刘学锴认为:“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初刊于乾隆二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又加重校订正,……真正的定本是嘉庆元年重校本。”刘也说冯浩的三个本子差别很大。
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的三个版本是:
癸未本.清乾隆二十八年初刻本,冯浩自序中云:“大清乾隆癸未春日桐乡冯浩书”。笔者所见为清乾隆三十二年德聚堂重刻本,包括首一卷,诗三卷,共四册。
《笺注》取名本自《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玉谿生诗》三卷,但该书并未传世。冯浩深感李商隐诗集旧本编辑的支离杂乱,分体本的割裂之病,遂将其诗以时间先后厘定为编年诗二卷,为了慎重,不编年诗亦汇为一卷。李商隐总共500余首诗,已有300多首被纳入时间轨道。第一卷以《韩碑》启头,冯浩说:“今以其赋元和时事,煌煌巨篇,实当弁冕全篇,无嫌少通其例”,以下诸首诗歌依照时间顺序从敬宗宝历元年始延续至武宗会昌六年。第二卷从宣宗大中元年始延续至大中十二年。第三卷为不编年诗。每首诗后有注校和笺。首卷记载有序言、发凡、史文、年谱、赠诗、诗话、目录。
庚子本.清乾隆四十五年重校本。
冯浩自序“大清乾隆癸未春日桐乡冯浩书”下增添一行“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冯浩在《重校发凡》中说到出重校本的原因:“初恐病废,急事开雕。既而检点谬误,渐次修改,积十五六年,多不可计。既欲重镌,通为校改,大半如出两手矣,究未全惬然也。初行之本无从收回,祈四方学士,见辄为我毁之,或邮寄相易,实叨惠好!”据此可以看出,冯浩对癸未本的不满意,希望藉助庚子本修正定稿。庚子本体例编排依旧癸未本,有首一卷,诗三卷,另有补遗《咏三学山》诗一首。诗三卷各卷后附有玉谿生诗详注补,庚子本对癸未本诗歌系年的改变甚大,相应的诗歌笺解亦有所不同。
嘉庆本.清嘉庆元年本。
冯浩在跋中说:“是集元订本四卷,正集三卷,卷首一卷。兹版因照庚子重校本付印,其注释订误之处更校笺注本为详备,故页数增多。今为便利读者起见,特酌分卷首为二卷,正集为六卷,以便翻阅,幸识者谅之,谨跋。”编年诗第一卷仍以《韩碑》启头,从敬宗宝历元年始延续至文宗开成五年《景阳井》,第二卷从开成五年《咏史》延续至武宗会昌六年《四皓庙》,第三卷从宣宗大中元年始延续至大中四年《骄儿诗》,第四卷从大中四年的《对雪二首》延续至大中十二年,不编年诗五六卷以《夜思》作为分隔。六卷的划分只是为了各卷诗歌分量的相当。该本冠首冯浩选录了四库全书有关李义山诗文总目,写道:“嘉庆元年六月臣浩得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始知唐李商隐诗文集注本下蒙附及臣详注本略加评采。爰敬瑾录刊,奉冠简首。”看来四库总目的评价对冯浩是极大的鼓舞,也对嘉庆本的出版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从版本变化看《玉谿生诗笺注》的成就
《玉谿生诗笺注》三版本的出版先后相差大约十余年,冯浩笔耕不辍,可见其精益求精的治学风范。《笺注》三版本的不同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改订年谱,按年系诗
李商隐一生宦迹不显,《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载有其生平的简单介绍。朱鹤龄首创义山年谱,但对义山生平考订明显有误。根据新旧唐书所言令狐楚镇河阳,义山才及弱冠,朱谱定义山生年为贞元十一、二年间。如新旧唐书所言,则义山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已近四十岁,会昌三年娶王茂元女儿已四十五岁了,显然与事实不符。朱氏笺注《李义山诗集》所附《李义山诗谱》,计有87首诗编年,约占诗歌总数15%。诗歌系年不仅数量少,而且多数不确切。程梦星《重订李义山年谱》虽间有订正朱谱之处,但大体沿袭了朱谱的错误。冯浩以义山诗文互证,对新旧唐书大胆怀疑,小心考证,第一次考订出李商隐较为确切的生卒年份。根据义山本人提供第一手材料《樊南文集》中《祭裴氏姊文》《祭小侄女寄寄文》两篇文章,《骄儿诗》一首考订义山生年为宪宗元和八年,时间大致不差,义山卒年为宣宗大中十二年,终年四十六岁。由此冯浩大致勾勒义山一生仕宦交游及相关时代背景,头绪分明,功绩可谓卓著。冯所编年谱对朱谱、程谱错误编年诗进行纠正,对无编年诗注明编诗年份,诗歌作年不明确的亦给出大致的写作年份,总计有明确编年的诗歌约占诗歌总数的60%。《玉谿生诗笺注》三版本各个年份李商隐诗作编年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庚子本对癸未本诗歌编年注明与改动的共计有71首,嘉庆本对庚子本编年改动的诗仅一首《水斋》。可见,庚子本已是冯浩较为成熟的本子。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蒋凡、顾易生校改的《玉谿生诗集笺注》,顾蒋二人在前言中注明即以乾隆庚子重刻本为底本。嘉庆本应是冯浩《玉谿生诗笺注》最后的定本。
庚子本对癸未本改动系年涉及诗歌篇数较多的有:大中二年。改动诗歌篇数达9首,为《晚晴》《朱槿花二首》《鸾凤》《离思》《五言述德抒情诗》《今月二日不自量度》《武侯庙古柏》《井络》,其它年份编定为大中二年的诗歌达9首,为《北楼》《同崔八诣药山防融禅师》《献寄旧府开封公》《即日》《思归》《凤》《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江上》《题鹅》。
冯浩首创义山大中二年“巴蜀之游”说。大中二年郑亚从桂林贬至循州,义山未曾跟随,《送郑大南觐》和《故驿迎吊》可资证明。郑亚贬于二月,义山即由水程经过长沙、荆门,先回故乡与东都参加道家的“会静”活动,以《戊辰会静》一篇见之。冯浩原定此诗为大中八年,后根据朱鹤龄的说法:“道家朝真忌戊辰、戊戌、戊寅三个日辰”,认定“戊辰”为纪年而非纪日,《戊辰会静》应作于戊辰年——大中二年。旅途匆匆无暇为此活动,必暂归故乡及东都。不久又出门远行,有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之迹。《无题》“黄鹤沙边亦少留”证其少驻武昌,“益德冤魂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又与蜀地相关。冯浩认为《摇落》《因书》与《夜雨寄北》皆此时寄内之篇,若编于以后赴东蜀辟,踪迹吻合,但妻子已然逝去,诗中意绪肯定不同。此三首诗歌是冯浩确立“巴蜀之游”的关键。《摇落》“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依冯注“黄牛滩”为“下牢及抵秭归县界”。《因书》“绝徼南通栈,孤城北枕江”,冯浩曰:“南通剑阁,大略嘉陵江畔接近巴山,唐为巴州、利州地。”《夜雨寄北》篇有“巴山夜雨涨秋池”句。此三首诗大致见出义山行迹横跨整个巴蜀地区。冯浩认为义山远程巴蜀的目的似乎是成都,有望于外兄杜悰,可惜终违所愿,《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即暗诉荐拔无人。义山一路追随至成都,系于大中三年的《武侯庙古柏》《井络》可证,《梦令狐学士》《重过圣女祠》为三年春还京时作。
会昌元年,改动诗歌篇数达5首,为《北楼》《寄成都高苗二从事》《同崔八诣药山防融禅师》《送崔珏往西川》《归来》,其它年份改定为会昌元年的诗歌达4首,为《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离思》《破镜》《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
冯浩原系《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为不编年,庚子本中改为会昌元年。冯浩认为义山于会昌元年历开成五年“江乡之游“后返京,在该诗中义山以梦幻的形式对过去的身世遭际作了回顾。其中“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即指此次“江乡之游”。《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与前章相连,亦定为会昌元年。“江乡之游”乃冯浩从诗篇参悟得出。由于开成五年座主高锴观察鄂岳,而安、黄为其所管,义山既游江乡,必先赴座主幕府。而锴于秋冬间由鄂岳迁镇西川。义山作于安黄的《过伊仆射旧宅》怅恨自己未能和锴谋面并追随至西川。《寄成都高苗二从事》自注有:时二公从事商隐座主府。冯浩认定:义山开成二年登第,座主高锴。锴由吏部侍郎出为鄂岳观察使;题云成都,或锴为鄂岳之后更官西川,虽然史书均未写高锴任职西川,史传失书耳。此诗与《过伊仆射旧宅》表达了同样的怅恨之情。后有《离思》诗“湘篁染泪多”点明在湘中,怅座主不能携其入西川幕。《破镜》为间之于座主者寄慨。此江乡之游或为杨嗣复,当时适杨嗣复罢相,观察湖南,令狐绹居中推介,因又有《潭州》、《赠刘司户》之迹。此行或又为风情牵怀。
诗歌编年改动最多的年份与冯浩自谓“不惮以臆测为之”的开成五年“江乡之游和大中二年的“巴蜀之游”有关,这两次远游史书没有提及,完全从诗文中推测得来。
嘉庆本诗歌编年总数为356首,不编年为242首,总计598首。版本诗歌篇数随编年时间分布情况如图1曲线所示。嘉庆本曲线相较癸未本曲线波动变化稍似,但由于增加了部分新编年诗,前者较后者变化和缓,当更符合诗歌篇数年分配的实际情况。尽管诗歌编年并非就是诗歌的创作年份,但曲线基本反映李商隐的诗歌创作生涯,诗作最早在其十五岁,是编于宝历元年题为《富平少侯》等诗,诗作最晚在其四十八岁,是编于大中十二年题为《正月崇让宅》等诗,诗作高峰期在大中二年,其三十八岁时,一年内共创作三十多首诗。
注释精当详备
冯浩区分笺注,以征求典故为注,疏通意义为笺。冯本征典、解词并不单纯征引故实,除引用外更加有按语,疏解典故之意。庚子本和嘉庆本各卷均附有补注,以嘉庆本最为详赡,共补注有诗182首,290条。
冯本注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旧注不明要做增损改易。冯浩对旧注引文作了仔细核对,他在《笺注重校发凡》中说:所引典故,初梓半仍旧本,以为何烦尽改也。讵意旧本动有疏误,甚且伪造妄增,以成其说。而后起或不之察,转相据引,袭谬承讹,久而转疑古籍之脱落,是诚为害己。今逐条讨核,不目审而心会者,弗以录也,学者庶可见信。重版本较之初版本,纠正了较多错误的旧注。对于引用的语典、事典,冯浩一定详细注明,这方面比朱注要完善得多。如“柳恽汀”朱注:“白居易记:‘湖州城东南二百步抵霅谿,谿连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吴兴太守柳恽于此赋诗云:‘汀洲采白蘋。’因以名洲也。”冯注:“梁书:柳恽字文畅,少工篇什,为吴兴太守。柳恽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白居易五亭记:湖州城东南二百步抵霅谿,谿连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吴兴守柳恽于此赋诗云,因以为名也。”冯氏字字句句必求来历,能使名物、事件纤细毕露。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容易流于繁琐细碎。
第二,补注旧本失注之典。冯注抄录他人较少,对他人注解的补充也较少,多是自己引用古书加以注解,这无疑是一位史学家熟悉历史专长的表现。如卷三《流莺》冯氏注“万户千门”、“凤城”为京华,由此知流莺为自寓之作,当时诗人处于京华繁盛之所却无处托身,一片凄苦悲凉之情。王鸣盛在《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序》中对冯浩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尤奇者,钩稽所到,能使义山一生踪迹历历呈露,显显在目。其眷属离合,朋俦聚散,吊丧问疾,舟嬉巷饮,琐屑情事,皆有可指,若亲与之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细心考古如是,平心论古如是,读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尽举天下书评阅之然后快也。”
第三,纠正朱注不当之处。冯注不仅详细细致,而且准确率极高。如卷一《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朱注“南山”为终南山,终南山在长安之南,自兴元奉丧北归,不可能走终南山一路。冯以为山南之兴元府。同卷《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冯以“回中”为安定之回中,在泾原,而不是朱注扶风前汧之回中。《即日》朱注认为“鸿门”是项羽屯兵之鸿门,冯注引《汉书
地理志》认为回鹘入侵之地,与前句与吐蕃战役相对。《哭虔州杨侍郎》“过赵受钳奴”朱注以豫让化身为刑人,与行刺复仇事,不确。冯浩易之为赵王宾客自为钳奴相随以报恩,十分贴切。《登霍山驿楼》“速继老生功”朱注引《唐书》为高祖兵败宋老生事,冯注引《旧书纪》为霍山神使佑护破贼事,更为确凿。《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照席琼枝秀,当年紫绶荣”朱注以为“紫绶荣”指李晟,不当,因为千牛将军为三品,配紫绶。《漫成三首》冯以“洛阳城东西,却做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属之范云。朱注沿袭义山的误会,以为属何逊。冯注相对朱注可谓前进了一大步。考究冯注为何确切的原因,第一他不盲目信从古书、旧注,敢于质疑;第二多引用唐代史料、唐人诗文作为证明,可以相互发明。如《日高》“駊騀”一词,朱氏引扬雄《甘泉赋》“崇丘陵之駊騀兮”释为“高大”,冯氏引韩偓《香奁集》“酒荡襟怀微駊騀,春牵情绪更融洽”以为“床内人睡态”,韩偓为李商隐同年韩瞻的儿子,李诗中曾有“雏凤清于老凤声”赞颂韩偓的诗作。冯注显得贴切。
冯注为后人提出异议的较少,如卷二《泪》“人去紫台秋入塞”冯浩曰:“《恨赋》‘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此为一离宫阙,便远至异域”今人叶嘉莹曰:“此诗标题是‘泪’,中间二联……实在用的是四则与哭泣流泪有关的故实。……则‘人去紫台’句亦必当为与泪有关的故实才是。冯浩引江淹《恨赋》,则只注出了‘紫台’的出处为明妃的故实,却未曾注意到此句亦当与流泪有关……在故实的含义上,义山实在用的乃是石崇《王明君词》的故实。石崇诗有云:‘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旅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这几句诗极写明妃出塞时哭泣流泪之状,这些句子才是义山咏《泪》一诗中引用明妃出塞故实的真正取意所在。”
卷三《赠孙绮新及第》“长乐遥听上苑钟”冯注“长乐”为长乐坡、长乐驿,钟振振说此句“实是‘遥听上苑长乐钟’之倒文,盖七言绝句格律甚严,本诗首句仄起,……故不得不变动辞序耳。”“长乐”应是长乐钟。
笺解阐发诗意
笺解有对句子、段落和整首诗的笺解。由于诗歌系年的不同,庚子本对癸未本的笺解进行修改集中于编年改动的诗歌。如《寄蜀客》《蜀桐》二首冯浩癸未本中系于大中七年,笺作为离间自己与杜悰的人而写;庚子本中改为会昌六年,笺作为离间自己与高锴的人而写。
嘉庆本对庚子本笺解主要是进行补充。嘉庆本补充了徐陆合解《李义山诗疏》的部分笺解。嘉庆本对庚子本补充的笺解有两方面内容:
、对各个句子的笺解。如《当句有对》补充:任其取适,夜合晓离,止有艳情,并无离恨,三星喻好合,三山指学仙。曰遥、曰宽,见遁入此中更无拘束。《送丰都李尉》补充借古发慨,正堪泣之情事也。上句用留侯令太子请四皓来则一助也,谓求助无门也。下句谓人之虚言殊不足恃。暗用蝉得美阴事,见〈北禽〉。二句借写景以叹人之我先。喻年渐老,则遭逢尤难。
、历史书或他人集子中新发现可资证明的内容。如《留赠畏之三首》补充《东观奏记》曰:夏侯孜为右相,以虞部郎中韩瞻声绩不立,改凤州刺史。旧书纪:大中十二年五月夏侯同平章事,则义山东川回京,韩实为郎中,篇中事迹相符,情味斯出矣;《拟沈下贤》补充《异闻集》云……亚之尚弄玉公主,居翠微宫,侍女数百人,疑此暗咏主家事与?
嘉庆本对庚子本删减的笺解较少,如《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缺少“江乡之游大旨确得而篇章纷杂,艳情居多,无可细编,皆汇入第三卷也。此时南游及桂管归程之外惟闲居永乐数年当更有行役之事,然诗云我独邱园坐四春,更何以凭虚妄测耶?”《幽居冬暮》缺少“以下行迹诗篇每于情事不类,无可细订明之矣。”《淮阳路》缺少“分兵谓调遣也。会昌二年讨回鹘,三年讨刘稹,皆以忭蔡陈许之兵矣。”
嘉庆本中减少的笺解一般已在年谱中出现,所以笺解以不重复为宜。
庚子本与嘉庆本不同的有:《及第东归次灞上》“劳想象”庚子本:此谓尔至曲江追忆同游之事。嘉庆本:似谓友人测我将行踪迹也。《公子》庚子本:唐与堂既异,而诗意或非直指此也。嘉庆本:《册府元龟》亦作金堂,则此作唐定误也。《读任彦升碑》庚子本:义门评云中书堂里坐将军也,奈何他不得,此温飞卿嘲令狐绹者。绹固短于文学,所谓燮理之余,时宜览古者也。程氏因以梁台初建比绹初为相。余细味全集,此解自合,当与钧天同一寄慨也。唐阙史言卢宏正魁梧俊迈,若比初入卢幕亦可,但卢固能文者也,二者皆在此年。嘉庆本:义门评云中书堂里坐将军也,奈何他不得,此温飞卿嘲令狐绹者。绹固短于文学,所谓燮理之余,时宜览古者也。程氏因以梁台初建比绹初为相。余检唐阙史路舍人友卢给事一条云:弘正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所状卢之俊迈,颇近粗豪。义山与卢旧交,卢初开幕府,被其辟命,情味乃极真切,必非例刺令狐也。《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庚子本:不知何说近之。嘉庆本:然究以后说近之。《婕》庚子本:自比。嘉庆本:艳情也。庚子本对癸未本笺解主要进行修改,嘉庆本对庚子本主要进行补充,力求完备。
朱本笺少注多,笺解阐发诗意以简洁为尚,冯浩多采用朱笺并加以补充修正。例《咏史》朱笺认为此诗咏文宗,冯浩补充结联赞美文宗好文,不可专指义山得第之年恩赐诗题。《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朱笺据此诗末句,怀疑作于悼亡之后。冯认为此时义山尚未赴泾原,未为茂元婿,因此诗中流露欣羡之情态。冯本一般先列出前人笺解,再阐述自己的笺解,可以说集成与创新并举。
我们根据冯浩笺解,按照格调内容不同对嘉庆本李商隐编年诗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政治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情爱诗、其他五种类型。凡是以历史或当世的政治事件或人物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归属政治咏史诗;咏怀诗指义山在羁旅、行役、宦游中以登临、感遇等方式抒发个人胸襟、抱负、遭际的诗歌,义山的咏物诗冯浩多视为托物咏怀,表现诗人独特的遭际命运和人生体验,相当一部分可归入咏怀类;情爱诗包括艳情和家庭亲情的诗歌;难以统归以上四类的酌属于其它类,包括一般社会场合酬赠类的作品。统计结果表明:各种诗作类型中咏怀诗最多,共220首,其次政治咏史诗116首,咏物诗50首,情爱诗116首,其他几十首。
字校改力求确切 《玉谿生诗笺注》取名本自《新唐书
艺文志》所载《玉谿生诗》三卷,但该书并未传世,冯浩未能注明所用底本。他经眼的本子有二十多,校本当不止一本。冯所见最早为明刻本,未见宋刻本。其未注明所用底本,注明校本的有朱鹤龄本、席启寓刊唐诗百名家全集之《李商隐诗集》本、《文苑英华》、《唐音戊签》、《唐人万首绝句》等。冯本校对,注明“冯引一本作”,并考查校定之,冯以为属明显错误则竟为改正。由于冯本注释精审,因而校记出错率较低。如《迎寄韩鲁州瞻同年》冯疑“鲁州”作“果州”,冯注曰:旧新书志;调露元年于灵夏南京以降突厥置鲁、丽、含、塞、依、契诸周,谓之六胡州。鲁州与诗中所写兴元百牢关地名绝不相涉,如果出行果州,行程必过百牢关。冯怀疑“果”“鲁”音近而讹也。《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江势翻银汉”句,各本多做“银砾”,冯校做“银汉”,冯注曰:《释名》:小石曰砾。何足以言江势?商隐听闻著明凶耗,联系著明遭权贵摈斥而不遇的遭遇心中悲愤,即情写景,江涛汹涌有如银汉翻转。如果翻银砾则江上波光粼粼,风平浪静了。《高花》有“宋玉临江宅,墙低不拟窥”句,歌本都做“墙低不碍窥”,为《唐人万首绝句》作“拟”,冯本校定为“拟”。作“不拟”是高花不想窥见,作“不碍”就不是高花了,甚是高见。
对诗篇因年代久远造成的错乱,冯浩能理清头绪,如无题旧本连“幽人不倦赏”一首,为无题二首,冯氏以为“幽人不倦赏”一首必别有题而失,以之附编。旧本中有《寄成都高苗二从事》,意义与《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与挈家游曲江》题相合,冯浩定其为《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与挈家游曲江》“十顷平波”之次章。
下面列出冯本与各本不同的校记以资参考: 嘉庆本补注中增加校记11条。
综上所述:
1、冯浩《玉谿生诗笺注》有三个版本:癸未本为清乾隆二十八年初刻本;庚子本为清乾隆四十五年重校本;嘉庆本为清嘉庆元年重校补订本。
2、庚子本对癸未本新注明诗歌系年的有12首,改动诗歌系年的有59首,共71首,约占编年诗总数356首的五分之一。嘉庆本对庚子本仅改动一首诗歌系年。由于诗歌系年的变动,嘉庆本诗歌篇数随编年时间变化曲线,更能反映商隐一生诗歌创作实际情况。
3、李商隐编年诗作中,咏怀诗最多,其次政治咏史诗,情爱诗居三。
4、对诗歌文字的校改,在癸未本已经定型,后来两个版本稍加补充。
三版本比较结果:庚子本较癸未本无论诗歌系年、笺解、校注均有较大变化,嘉庆本较庚子本小有变化,以补充为主,力求详备。
《玉谿生诗笺注》具有编订年谱、注释确切、笺解详备、校改精细四大成就。编年考证史书的舛误,引注寻求出处始末,文义酌情加以疏解,校改原诗错乱之简、错误之句,此书在清代李商隐研究史上虽不是开创之功,但广泛地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多方位、深层次地考证探索创新,亦可说是集大成之作。

诗人李商隐当年以擅长骈体应用文着称,好几位可以自辟僚佐的大员请他去担任秘书,另外又有若干官员请他写某一篇文章——那时官场里的应用文例用骈文,社会上也普遍重视此种文字。李商隐对自己这些应用文字相当重视,曾先后自编过两本集子。
第一本自编文集《樊南四六》十月他任职于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时编成的,其序言写于他奉派赴南郡谒见荆南节度使郑肃的舟行途中。这篇序言告诉读者:李商隐坦陈自己原先是写古文,从此往而不返,尽管弟弟很不赞成也置之不理。自己学写骈文的老师是令狐楚(太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使,封彭阳郡开国公)和崔戎,自己所师法的前代大师则是南朝的任昉、范云、徐陵和庾信。
骈文应讲究对偶,更重要的是要写得生动,充满感情。从这里人们可以知道,李商隐的文稿是随身携带的,编集时曾有所改订。他的编辑工作完成于今湖南省境内,同时也流露出他此时踌躇满志,自视甚高。
他第二本自编骈文集《樊南四六乙》十一月任职于东川节度使、梓州刺史柳仲郢幕府期间编成,其序言中列述自上次编辑《樊南四六》以来的经历。与上次很热心地自编《樊南四六》不同,这次是应一位爱好者杨本胜的请求而编,自己的积极性并不高。他说自己态度改变的原因是“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妻子王氏去世了,自己情绪低落,兴意阑珊,对于文章已无兴趣——这里没有提到而实际上大起作用的是,政局发生巨变,对前途已无信心。上次编集大约是有文即录的,这次却删掉一二百篇,其原因他没有说,估计也很可能同形势的变化有关。
不过,如果真是文章“非平生所尊尚”,那么这样的续集也就大可不必再编,应杨本胜之请编出来后也不必彻夜无眠。从字里行间看去,李商隐内心深处很矛盾。先前的豪情已丧失殆尽,只剩下感慨。
李商隐自编的这两部集子专收骈文,至于他的古文和辞赋则另行编集,所以《新唐书·艺文志》除着录他的骈体文甲乙二集凡四十卷之外,另有《赋》和《文》各一卷。可惜后来所有这些集子全都亡佚了。今天所能看到的李氏文集都是后人的辑佚注释本,计有三种:
一、《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清人朱鹤龄、徐炯从《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集整理出李文一百五十篇,由徐树穀、徐炯分任笺、注。此集有开创之功。
二、《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其文本基础是上述徐氏笺注本《文集》,清人冯浩重加删补订正,另作空前详备的注释,订正了二徐注本的许多误失。冯浩是着名的李商隐研究专家,他另有《玉谿生诗集笺注》和《玉谿生年谱》,他这三部书成了后来研究李商隐的重要基石。
三、《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由清人钱振伦从《全唐文》中辑出未见于《李义山文集笺注》和《樊南文集详注》的李商隐文二百零三篇,并与其弟振常分任笺、注。《全唐文》中的李文来自《永乐大典》,大抵是一般读者前所未见的,这两百多篇文章的单独结集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李商隐的了解。
将上述成果加以总结并大力向前推进的是近贤刘学锴、余恕诚二先生合撰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凡五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部书的好处是将现存全部李商隐文三百五十余篇一网打尽,详加校勘,予以编年,并汇集多种旧注,重加订补,其间又充分吸收了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和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等较新的考证成果,成为集大成的重大成果。
刘、余二先生又先行出版了《李商隐诗歌集解》(凡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初版本,2004年增订重排本)和《李商隐资料汇编》——他们的这三部书代表了迄今李商隐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估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无可取代。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